本书简介

本文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社会学统计方法，以北京798艺术区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798艺术区这一典型个案的剖析，深刻理解和认识全球背景和市场语境下艺术群落内部及其与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798艺术区的发生和发展，是不同层 次力量、不同利益方不断博弈的结果。得证：798艺术区在发展的过程中，该群落受到了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其困境正是中国艺术市场不成熟的鲜明反映。只有建立起健康成熟的艺术市场，中国的当代艺术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当代艺 术也才能在竞争中不断确立自己的本土地位。 具有较宝贵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人类学研究个案例证价值。

作者简介

刘明亮，1972年生，山东新泰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获美术学（油画） 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艺术学博士学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齐鲁师范学院美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刘明亮的油画作品，感觉境界清幽，情趣盎然，笔情墨韵的气息让你遐想连篇，回味无穷，梦幻般似有似无的笔触把你带入一个玄妙的斑斓世界。他的画作大都是中国花鸟画家常常表现的题材——荷花。明亮先生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融入其间，使画面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

目录

第三章 市场•艺术•艺术家一798艺术区引发的思考
第一节 当前798艺术区的问题与分析
一、入驻机构和个人对北京798艺术区的评价
（一）对798艺术区现状的评价
（二）对798艺术区未来发展的判断
（三）对798艺术区管理的评价
二、当前影响798艺术区发展的部分显性因素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房租影响
三、“无权干涉业主房屋用途”折射出的定位等隐性问题
第二节 市场博弈下的利益转移——以798艺术节为例
一、2004—2009年798艺术节统计
二、名称之争及其潜在的经济利益权衡
三、2007年艺术节与市场利益转移和话语权力的过渡
四、市场利益转移中各方力量的平衡
五、市场利益转移下的力量分化
第三节 不断迁徙的艺术群落
一、群落不断迁徙的缘由
二、空间和心理上的双重“边缘”
（一）艺术群落的变迁
（二）“塔西提岛”的诱惑
（三）主动放逐与心理上的边缘化
（四）漂移中的“灰色地带”
小结

结语
一、艺术区是滋生当代艺术“妖魔化”的温床？
二、艺术区的定位

附表
一、798艺术区入驻机构及个人主要情况统计表
二、访谈统计
1.艺术家访谈：
2.画廊及其他机构访谈：
三、“面对金融危机，798艺术区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座谈会会议内容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艺术群落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的艺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转型而进行的，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极具典型特征的艺术群落——北京798艺术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田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做出客观真实的描述和评价，以期通过798艺术区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来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共生状况，并通过阐述798艺术区的变迁及其所遇困境，展现市场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断建构、解构的历程，从而昭示：只有建立起健康成熟的艺术市场，当代艺术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也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

一、论题的提出

798艺术区作为当前当代艺术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区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廊的聚集区，而是兼具时尚高档区、旅游区以及具有公共艺术教育功能的区域。它既是一种艺术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围绕当代艺术而建立起的多元文化业态区域，其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当代艺术以及艺术群落在市场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

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围绕艺术群落所形成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当代艺术和群落也从最初的“边缘”、“体制外”和“非主流”进入到一个可以正常“对话”的平台，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公众的生活，当代艺术及其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市场和社会的关注。

798艺术区作为一个极具典型性特征的艺术群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变迁历程而备受关注。其从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区到当代艺术画廊聚集区、再到围绕当代艺术多业态混合的艺术生态转变，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正是798艺术区得以解构和建构的主要原因。

798艺术区，既与早期夭折的圆明园画家村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又具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命运。它可以被看做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集中呈现了一个区域、一个地理空间如何转化为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的过程；呈现的是一个非主流艺术群落在市场语境和全球背景下的文化权利诉求及理想主义追求；这里是一个非传统社区，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地缘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它是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视野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文景观。

在市场化机制还未形成之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由于受到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力，当代艺术最初是以一种激进的、“边缘化”和“非体制”的姿态出现的。这种姿态虽然会随中国社会结构因全球化的发展和自身改革的力量出现而有所改观，但却仍然摆脱不了社会惯性下的生存状态，因为“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早期当代艺术既不可能获得政府的认可，也不可能在国内找到市场；另一方面他们除了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外，同时也受制于西方艺术市场的压力，表现为如何进入西方艺术市场的压力和西方的“他者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为了拓展市场和获得西方收藏者的青睐，当代艺术必然会经历一个接受——吸收——冲突——本土化的过程，而这一“阵痛”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而演进。艺术群落则正是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出现并发展的，因此对这一群落进行考察和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文化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和压力，以及作为群落自身的应对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说群落艺术同时也是“文化多元化”的进场和“西方中心主义”逐渐退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群落艺术成为冲突最为激烈的“战场”，既有来自本土传统社会的冲突，也有来自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融合时的“阵痛”。

具体到798艺术区，除了审视其中西文化的冲突性以外，也须看到其历史痕迹与当代艺术共存的方面，看到其在新时期的区域功能和文化功能转变：它既是新中国工业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见证，同时也保留了工业化时期和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时期的痕迹。使之一方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又成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是一个典型的“从遗产到资源”的案例。

当然，群落艺术的出现也成为“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侧面，从它身上，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各个环节出现的松动，同时也为传统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丰富和拓展了发展空间，成为文化多样化进程的一部分。

从国内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来看，当前关注更多的是民间的、少数民族的艺术，而对都市现代艺术的观照并不多，因此艺术人类学应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不仅关注传统艺术，也应关注现当代艺术。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介入以画家村或艺术区为代表的群落艺术研究，不仅是当代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的方向和重要内容。考察和研究这些不同层面艺术之间的互动和渗透，可以获得艺术史的很多启迪。“田野考察仍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只是今后我们的田野，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在有艺术家群体的各个角落，因为我们所关照的是作为人类艺术的整体。”

都市文化，特别是发生在都市的各种艺术现象和现场，必然成为艺术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艺术家群落和艺术聚集区现象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村落化的艺术家开始大举进驻京城。据统计，在北京的郊区，分布着大约上百个“画家村”。在这些有艺术家聚集而形成的艺术村落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山子地区的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酒厂艺术区、草厂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观音堂画廊街等。其中，798艺术区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当代艺术集散地，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随着比利时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西班牙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美国佩斯画廊、林冠画廊等国际大型艺术机构纷纷入驻，798艺术区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因此，论文就选择极具代表性的北京798艺术区作为样本，试图通过对798艺术聚集区的考察、研究，深入探讨艺术区、艺术群落的生态及其变迁。

二、时代背景与研究对象

群落艺术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往往以职业化和自由艺术家的身份聚集在某个区域进行艺术创作，其聚集又会形成不同规模的画家村或艺术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自身运动中的一些新变化，也反映出了该社会群体在面对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以及市场语境下的自由流动。聚集成为群落艺术家寻求“乌托邦”的主要方式，其聚集形成了最早的艺术群落：画家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村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村是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于1995年被取缔。这是群落艺术家第一次以一个群体的身份与体制的较量。最后虽然以被驱逐而告终，但是其影响力却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出现为今后大量艺术群落区的出现撒下了种子，并为艺术群落的发展揭开了序幕。之后群落艺术村落将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发展起来。
当然，艺术家聚集而形成艺术区的现象在国外早已有之。从早期的巴比松画派，到后来著名的纽约“苏荷（SOHO)”艺术区，无不如此。参见下表：
名称 时期 国家 备注
巴比松
画派 19世纪30-40
年代 法国 确切的说，巴比松画派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艺术区，但已经具备了今天艺术区的某些特征。巴比松位于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入口处，风景优美。19世纪30—40年代，一批不满七月王朝统治和学院派绘画的画家，陆续来此定居作画，形成画派。
苏荷
(SOHO)
艺术区 20世纪50—60
年代 美国
纽约 是闻名于世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地，已经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当代艺术代名词。90年代蜕变为高级商业区和旅游点。
赫德兰艺术中心 1976年始 美国 位于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原是美国军事基地。1976年部队迁出后，该建筑群渐渐荒废。后来随着艺术家的入驻，这里变成了有活力的“赫德兰艺术中心'
左岸
艺术区 法国 塞纳河艺术家聚居区。
达豪 19世纪，盛期：
1890—1914 德国 慕尼黑附近，安培河畔沼泽景区，因风景优美而吸引艺
术家。
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区 始于1889年 德国 德国夏萨克森州布莱梅附近的沃尔普斯韦德沼地集镇，被称作“艺术家之乡”
伦敦东区 20世纪20年代 英国 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艺术家聚居。当时有一个梭瑚区公寓，很多放浪形骸的艺术家在此聚集。东区在当时是“贱民”聚集地，但随着一批年轻新锐设计师在此建立工作室，这里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聚集地。
纽卡斯尔艺术区 20世纪90年代 英国 英国北部的一个艺术区，之前是一片被废弃的煤矿区，现已变成一个独特的艺术之都。


从西方艺术区的发展来看，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的逐渐退出，在城市及其周边留下了许多废弃厂房和场地，这些废弃厂房又因为其宽大的空间和廉价的租金而吸引大批艺术家，从而形成了各种规模的艺术区或者画家村。虽然其形成原因并不相同，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型。
国内来看，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后来的北京798艺术区和宋庄画家村等等。国内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区，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所以这种现象的出现也绝不是偶然的，其依然是社会发展及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
国内的艺术区主要有：
名称 时间 所在地 备注
圆明园画家村(西村） 1990—1995 北京 1995年消失。
花家地(东村） 约始于1992—约2004 北京 已消失。
小谷围
艺术村 1994—2004 广州 消失。
上海画
家村 2001—2003 上海 低廉的房租吸引画家，替画家卖画并从中收取30%的提成，因经营问题于2003年消失。


续表
名称 时间 所在地 备注
798艺术区 2002— 北京 2005年差点被拆迁，后在园区的入驻者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2006年政府出面将其正式定为首批北京市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避免了被拆迁的命运。先后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画家村发展，形成了以798为首的艺术家聚集区带：酒厂国际艺术园区、一号地艺术园区、草厂地艺术区、环铁国际艺术区、索家村和费家村艺术村落等十余个文化艺术集聚园区。
宋庄画家村 1995— 北京
宋庄 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消失，其中的一部分画家到宋庄租房、买房，形成了今天国内国际都有影响力的画家聚集区。
大芬村 1989— 深圳市
龙岗区
布吉镇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群落。1989年，香港人黄江来这里经营商品画（行画），形成了今天的油画村，主要生产商品油画。
“苏州河” 1998— 上海 苏州河沿岸形成的画家聚集区。
上海早期的城市建立在苏州河的航运基础上，两岸建造了大量工厂和运输码头。近年来因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苏州河两岸的工厂车间逐渐废弃。由于空间开阔、建筑精致，租金低廉而成为艺术家、创意工作者偏爱的地方。
莫干山艺术区(M50艺术区） 2002— 上海 位于上海莫干山路50号，春明粗纺厂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近41000平方米。原为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家庭企业“信和纱厂”。
2002年被上海市经委命名为“上海春明都市型工业园区”，2004年更名为“春明艺术产业园”。2005年4月被上海市经委挂牌为上海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并被命名为M50创意园。
“创库” 1991— 云南
昆明 由弃置厂房改建的艺术主题社区。
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 2007— 重庆
黄桷坪 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依托而形成的文化创意园区。
“达尼画家村” 2003— 山东
青岛 2003年7月在大泥沟头村成立。
威海“画家村” 2008— 山东
荣成 规划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有画家工作室、书画培训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馆、千米艺术画廊、画家交流
会馆等。

续表
名称 时间 所在地 备注
武清
艺术区 天津
武清 伴随京津高铁的开通而进人建设计划，正在筹建。
纺织城
艺术区 2007— 陕西
西安 2007年艺术家们人驻，建立了35个开放的工作室或艺术空间，面积达13000平方米，艺术家达60余人。
牛棚
艺术区 1997 香港 始于1997年。当时因财政问题，业主从位于香港油街的五栋建筑与档案仓库中搬迁，政府以廉价的租金将这些房子租给二十多个艺术团体。租期届满，政府又为艺术团体找到了一处动物检疫、实验及屠宰的工厂。今天“牛棚艺术区”已成为香港最活跃的艺术区。


上表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除了北京出现了众多的艺术家聚集区外，在其他很多省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艺术区、画家村或者创意园区。其形式有自发形成的，也有政府规划而形成的；其命运既有被取缔和自行消亡的，也有发展迅速和正在筹建的。从地域分布看，自南向北、自东到西都出现了艺术家的聚集区。
图2中标示的主要艺术区或画家村说明：
北京市艺术群：798艺术区、宋庄等。
天津武清艺术区（筹建）。
山东威海“画家村”。
山东青岛“达尼画家村”。
西安纺织城艺术区。
上海画家村落。
重庆黄桷坪。
云南“创库”。
深圳大芬村（商品油画基地）。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区。这些艺术区的产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命运，但是却几乎都在这一个时期出现，这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国内一下出现了这些艺术家的聚集区？它们在运行机制上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艺术群落中的艺术家是有哪些人组成？他们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层面？要弄清此类问题，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个艺术区进行“深描”。
在北京的艺术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北京798艺术区和宋庄画家村，而798艺术区由于其特殊的影响力，已经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艺术区的聚集带。该聚集带以798艺术区为中心，周边包括酒厂国际艺术园区、一号地艺术园区、草厂地艺术区、环铁国际艺术区、索家村和费家村艺术村落等十余个文化艺术集聚园区。
通过上面的数据和介绍可以看出,798艺术区无论地理位置、规模、影响以及发展过程,都具有典型性,因此选择具有代表性的798艺术区作为切入点,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798艺术区与传统的村落相比,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仅是开放的空间,而且流速非常快。传统的村落是封闭的,跟外界的来往比较小,是相对静止的一个区域;另外,传统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和它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而798艺术区却不是,因为798艺术区自出现到现在时间很短,因此并不存在像传统社区那样的传统文化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在798艺术区,艺术家群落中成员的成分非常复杂,来源也不同,因此也没有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以血缘或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社会结构,也不存在一个比较明确的等级制度。在798这样的艺术区,联结这个群落的最大力量来自经济因素,这一点类似方李莉对以樊家井为代表的新兴手工业陶瓷作坊的田野考察所呈现的那样:“类似樊家井的这些手工业陶瓷作坊完全是在一种新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在传统的体制、观念完全消失了的情况下生长起来的。”因此,“行业与行业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通道都是敞开和互通的。个人在社会空间的流动阻力是较小的,个人施展才能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人的角色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血缘、地缘、族性或等级的归属来确定,而是以个人的成就为基础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是景德镇民窑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其开放性与流动性来看,二者确有相似之处。798艺术区的自由流动,其主要力量也是来自“市场经济”这双看不见的手,这种自由流动既为市场的开放提供了条件,又反过来受制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对798艺术区的研究,不能仅仅使用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而是要通过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并重的方法,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将798艺术区剖析清楚。
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看,即使如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也并非没有市场。虽然圆明园画家村在更大程度上始于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化的追求,是一种文化上的“乌托邦”诉求。关于“乌托邦”的理想,曾长期生活于此的艺术家杨卫在《通州艺术家演艺》一书中对此作了描述:“最早以流浪艺术家身份入居圆明园的应该是华庆、张大力等人。这些人都是80年代毕业于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受当时新潮思想的影响,他们自愿放弃分配工作的机会,怀揣艺术家的理想流浪北京,最开始便选择圆明园为栖身之地。这些都是圆明园画家村的前奏,也可以说是雏形。但圆明园真正热闹起来,作为某种文化的象征备受世人关注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美术报》1989年在北京停刊,其中一些外省编辑和工作人员如丁方、田彬等人没有了职业,便只好转途改道搬进了远郊的圆明园,呆在那里画画。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后来圆明园陆续搬来了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这些人都可以算作圆明园画家村最早的一批成员。”今天看来,他们虽因艺术理想而聚集,但不能否认其间也还是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一些商业的成分,因为我们现在反过头来看这一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一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下的一种必然,换句话说,没有社会经济的转型,也就不会有圆明园画家村一类的区域出现。关于这一点,杨卫也作了叙述:“回头再来谈论‘圆明园画家村’,我更喜欢把它看做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尽管那时候的福缘门实际上也夹带着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且充满了商业的气味,但就其流浪的性质而言,的确是源于人性解放的某种冲动与理想。”由此可见,对这一群体的剖析应从市场与艺术理想两个方面来理解,而非仅从“理想化冶的角度来看待该现象。
就798艺术区来看,其中掺杂了更加复杂的因素。由于其变迁的速度较快,使得艺术和经济的互动变得复杂起来,由此也使得艺术自身的内涵发生了更复杂变化,使之具备了一种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一场空前激烈和异常深刻的社会转型,这次转型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社会转型相比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并由此决定了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路径。798艺术区无疑成为一个矛盾集中的区域，既因为798艺术区所代表的特殊的艺术群体，也在于艺术区的“非主流”和诸多“意识形态”或“政治波普”类的作品，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加速来临的时候，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和融合的同时，其紧张和冲突也必然显现。既有来自自身文化内部的冲突，也有来自文化外部的冲突，即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艺术区、画家村现象以及村落化的艺术家大举进驻京城，并以一种“游离”和“边缘化”姿态介入这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这成为其试图突破的一种策略，既应对西方文化又应对国内文化。一方面，具有前卫意识的艺术家试图寻找一种当代艺术语言，以期进入和西方艺术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国内有别于主流或者体制艺术家而进入艺术区或者画家村的艺术家，一直被认为是非主流、早期甚至被认为是“盲流”的艺术家，体现的正是这种文化内部的冲突：一种体制内外、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非官方艺术的冲突。这种冲突同时又是体制外、非主流艺术家的“文化权”的一种诉求，同样也是试图打造一个与体制内、主流的艺术相对话的平台。
当然，文化总是以两种形式共存：冲突和融合。艺术区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实际存在，中国艺术区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798艺术区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也不仅仅是“文化冲突和共存”的问题，更是一个集文化、艺术、经济于一体的复合体，使之具有了对社会特殊的敏感性，使得它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变化反映都非常快。而就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包括我们自身也正在经受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考验。这次经济危机已经给我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798艺术区也不例外，甚至所受影响更大。从最新的一些资料和调查中显示，798艺术区正在面临一次真正的考验，如果说过去的考验还是798艺术区自身原因的话，那么当前的考验除了这些以外，还加上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按照最新的说法就是798艺术区正在面临“严冬”。
本文就试图从这一缩影入手，通过艰苦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其进行“深描”，通过对这一艺术群落各个层面的研究和剖析，以此揭示艺术区的各个层面在文化功能建构中的互动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文化转型时期艺术聚集区的形成机制，文化生态以及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通过研究，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的现象，同时也能为政府制定相关文化产业政策和艺术区建设提供参考。
三、研究现状
由于艺术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短，加之早期的画家村因争议而被取缔等问题，国内对艺术区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专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随着近几年国内艺术区的迅速发展和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以及中国的艺术区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巨大影响等，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并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讨论和研究，其中涌现出了部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综合这些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围绕北京的艺术区进行的，尤其以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以及追忆圆明园画家村的文章和著作为主。从侧面看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798艺术区和宋庄画家村，由此可见二者在国内艺术区的发展中是最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的。因此，本论文选择798艺术区，同时参照其他艺术区或画家村，以期看清798艺术区的整体结构和生成机制、变迁及面临的困境等。
这批文献和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798艺术区的相关艺术家、机构或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等编辑的资料。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关于798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798在艺术区时期的相关资料。重要的如由798最早的入驻者之一黄锐主编的《北京798:再创造的“工厂”》，通过文字和图片介绍了798所经历的工厂和艺术区两个时期，清晰地展示了798的过去和现在。程磊和朱其主编的《北京798》，通过20余位建筑、艺术领域的权威人士及798的参与者们对798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及未来的讨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探讨798的现状以及发展困境。但上述文献更多是作为介绍性的和普及性的，书中虽有部分文章也对798的发展及其困境做了思考，但缺乏在整体关系上呈现艺术区内各成分的多元互动关系，也没有看到在市场语境下的各方利益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艺术区的建构和解构过程。
第二部分，关于798艺术区和宋庄画家村的调查研究。2003年至2005年期间，798艺术区面临是留是拆的命运，当时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为此学者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2005年夏天方李莉做了“大山子文化艺术产业区（798厂及其周边企业）的调查：798现象分析及对策的建议的调查报告”。本调查报告为内部报告，未发表，但是因为该报告是在当时798艺术区处于特殊时期所做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参考价值。调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798的历史沿革、798的形成和现状的分析、对社会人士和工人群众的访谈、798发展前景展望。分别召开了由798艺术从业者参加的座谈会、学者关于798的座谈会以及798艺术厂厂方的座谈会；同时还做了关于798现象的社会调查问卷、比较及统计分析。另外还形成了关于对索家村“北京国际艺术营”的考察报告和关于通州区宋庄镇的考察报告。是798艺术区的调查中较为完整的一份艺术人类学调查。作为当时的调查报告，因为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对798艺术区的去留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考察的角度和关注点只是集中在了798艺术区的价值问题方面，而未涉及到艺术家群落具体的文化生态以及群落内各层面的互动关系，对于文化转型和经济转型等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入。另外，对798艺术区的形成机制也未做更深入的探究，因此，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做详细的调查研究。
另外，王维佳2005年9月做了“798艺术区调研报告”，报告中对艺术区的来访者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共对605名来访者进行了问卷，其中境外人员300人，国内客人305人，分别从来访者的区域、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年龄特征、职业、来访者的逗留时间、对艺术形式的欣赏种类、在艺术区的收获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作出了相关分析。通过调研，该报告提出了关于798艺术区在下一步的园区建设中应该采取的措施和策略等等问题，为798艺术区作为文化园区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该报告重点同样放在了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等方面。只是同上篇研究报告的出发点稍有不同，该报告更多的是为园区的建设出谋划策。仍然没有把798艺术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进行考察。
赵洪生写了“对当代艺术发展的生态和区域的思考：以798大山子艺术区为例”的文章，但题目中所使用的“生态”和“区域”的概念不同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而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发生艺术现象的场所看待的。其重点在于赞赏798艺术区这个艺术场所是一个面向平民化的场所，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艺术的态度。文中所涉限于较浅层次的描述，没有把798艺术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探讨。另外，赵洪生等人还做了“大山子798厂艺术区调查报告”，梳理了798艺术区的发展历史，对当前的现状进行了一定的描述。但文中除了对艺术区内艺术活动的统计外，基本上没有更多实质性的调查材料，而仅将798艺术区的一些常识性的资料进行了梳理。
对宋庄画家村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对798研究的某些参照，并在艺术生态和创作心理研究上给予相应的补充和支持。
于长江在2006年第11期的《艺术评论》发表了“宋庄：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群落”一文。通过使用“边缘”的概念对宋庄的艺术家群体进行描述和剖析，认为先锋艺术不管因为生活成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异端”特征，都不可能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同时也不可能真正的离开都市而到纯粹的乡村发展，因此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而“正是在这种两难的境遇中，艺术家群落注定找不到一个长久安稳的栖身之处。”该文通过“边缘”概念的切入，揭示了这一个艺术群体在艺术追求和心理上的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通过对“边缘”概念的引入和解析，对诸如“现代城市内在的逻辑”“艺术”“艺术人”“艺术的本意”“城市艺术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艺术群体的状态和心理。该文所述宋庄画家村群体在地理上和心理上与城市的若即若离的一种“边缘”关系，揭示了这一艺术群体特有的社会心理和生存状态。为进一步对艺术区的研究，尤其是对艺术区的区域功能和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不同艺术区之间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798艺术区和宋庄画家村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差别也很大，比如地缘的差距；在群落的状态上也有很大的不同，798是一个由初期艺术家群体的聚集形成的艺术区到现在的画廊聚集区，而宋庄则是一种外来艺术家和当地居民的混居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当前798艺术区更多的是作为画廊的聚集区和艺术作品的集散地，宋庄则更多的是画家的创作和生活聚集地，等等此类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第三部分，关于文化产业及艺术区建设方面的研究。对宋庄的研究，还有如孔建华发表的系列关于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区建设等的文章。孔建华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宋庄画家村的画家结构、人员构成、艺术区的收入水平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其中如“北京宋庄原创艺术集聚区发展再研究”等。这类论文从文化产业角度探讨了画家村的现状，但仅从文化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还有将北京的艺术区作为一个集群来进行整体研究的调查，如康庆强、赵佳琛、何明的“北京文化艺术村落调查”，黄鹭新、胡天新、杜澍、吴思群“艺术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初步研究6—以北京的艺术家集聚现象为主要研究案例”，以及赵铁林的“南北画家村比较分析”等研究。这几份报告中，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艺术区的形成、艺术家的聚集、艺术区的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有的从整体上探讨北京艺术村落的现状、形成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也有的对艺术区聚集原因、区位影响及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较浅层次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前文所提出的问题和关注的内容。
总之，上述调查大部分更多关注了艺术区、参观者以及文化策略方面的探讨，恰恰忽视了生活于其间的艺术家的状态以及与艺术家最密切的画廊的运行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虽然涉及到了诸如文化、市场等因素，但是大部分都是局部的、侧重于某一个角度论述，缺乏比较整体的研究。而这一点恰恰是不应忽视的问题，因为正是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及其生活才形成了不同特征的艺术区，形成了不同艺术区的不同生态，画廊的进驻又使得艺术品迅速进入流通流域并由此带动艺术市场的形成。二者之间形成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进行探讨。
第四部分，艺术家对艺术区的写作。一部分生活在艺术区的评论家、艺术家，对艺术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作为艺术区的当事人，事件的经历者，对艺术区的发展及其艺术区艺术家的生活状态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艺术区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及社会心理和创作心理上为新的研究提供了较多参考。
这部分写作，写作者是事件的经历者，因此就避免了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作为“他者”造成的陌生感而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这部分作者实际上是在叙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事件的真实，不过在这里仍应注意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这正如事物的正反两面一样，具有优势的同时，也一定在另一方面处于劣势。生活在艺术区的艺术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只注意到他们自身感兴趣的方面,更关注他们自身的生活状态和艺术创作，而且可能对某些敏感事件还会表现出一定的回避情况。因为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有时候出于自身利益或者集团利益等问题而做出不客观的描述，这也是确实存在的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描述还存在一些缺憾，但是艺术家的写作可以在某些方面为我们提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对于事件的发生以及其中重要的变迁问题等，可以为我们了解艺术群落现象提供较为宝贵的资料。这类文献如高名潞“艺术产业和中国当代艺术现状”，通过对798艺术区和宋庄的“天价大脸”现象，从市场和资本的角度描述了艺术区艺术家在创作上的模式化，以及受到市场及其他因素操纵的现象。另外，曾经生活在圆明园画家村的栗宪庭和杨卫等人，代表了最早的一批画家村成员，他们经历和见证了圆明园画家村的兴衰，亲历了宋庄画家村由小变大的过程。作为评论家兼艺术家的他们写了一系列关于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画家村的文章和著作。重要的作品如栗宪庭的《宋庄艺术家聚集区的模式》《只是想住农家小院》《重要的不是艺术》等，还有对栗宪庭的访谈“栗宪庭谈画家村流变”；杨卫的文章《乡村的失落：析北京的宋庄艺术家群落现象》，围绕画家村的著作如《通州艺术家演义》，主编有《宋庄艺术年鉴》《中国当代艺术地图》《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等。这些文章和著作为了解中国画家村和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为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提供参照。这些文章的价值主要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早期画家村和当前宋庄画家村的艺术家的状况和心理变化。但因为毕竟798艺术区不同于宋庄，也不同于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所以对798艺术区的研究还必须进入田野，通过细致的调查去剖析，上述资料的价值可以在艺术村落的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参照。
第五部分，学位论文对艺术区的关注。对艺术区的研究，尤其是对798艺术区做学术梳理和研究的学位论文，至今在国家的搜索平台学位论文库中没有找到。但有部分论文在内容上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艺术市场、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创作和艺术家生活等方面。从对这批文献的梳理看，艺术市场、现当代艺术以及艺术文化产业等领域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关注。其中也有极个别论文谈到了艺术区的现象，但是要么是从LOFT改造方面，要么从文化产业方面，再要么从艺术市场等方面来论述，而很少将艺术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这些论文只涉及到了艺术区的某个侧面，另外论文中也很少发现有作者关注艺术区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与画廊的互动，因此在798艺术区的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去开拓。相关论文有以下几篇，从区位因素研究的王伟年的博士论文《城市文化产业区位因素及地域组织研究》，研究了文化产业与地域因素之间的关系，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徐津硕士论文《渗透可持续理念的中国LOFT改造研究》对LOFT理念和改造进行了研究；罗晓东硕士论文《国内画廊生态研究》，探讨了画廊与艺术家、艺术消费者、美术馆、评论家、拍卖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找到画廊良性发展的途径；崔凯旋硕士论文《市场与艺术家的事业：以毕加索为例分析市场在艺术家事业建构中的作用》较为详细的梳理了毕加索与画廊的关系以及画廊在其艺术成功的作用。但这几篇论文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第六部分，媒体关注。媒体对艺术区的关注和讨论，既为798艺术区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同时也可以拓宽讨论的角度，但媒体所涉艺术区基本上基于新闻价值，因此缺乏学术上的深度。媒体的信息可以给论文的研究提供更多线索，以使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更有针对性。
第七部分，其他相关论文。有些著作中做了部分艺术家的访谈，如李九菊和黄文亚编着的《现场：798艺术区实录访谈》，高氏兄弟《中国前卫艺术状况：关于中国前卫艺术的访谈》，对相关当代艺术家做了较为详细的访谈，内容涉及很广泛，可以从中梳理和研究艺术区相关艺术家以及部分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状态，并为进一步的访谈和调查提供参照。但该类作品虽涉及到了艺术区的部分艺术家，但并没关注作为艺术区这一文化现象。
总之，在上述文献中，还缺乏对艺术区较为完整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愿意通过艰苦细致的田野工作，对798艺术区做出较为客观真实的描述和思考。
四、研究方法与选题意义
本课题将采用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通过访谈、驻居体验、观察、发放问卷、统计、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具体方法，尽可能地收集翔实的材料，并从多角度不断进行充实和反思，力争对798艺术区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分析。
通过借鉴费孝通“江村经济”解剖麻雀的方法，将798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在这样一个不太大的空间中，其中的结构容易让人看得清楚，将之放到我们的眼底下，做一个非常细致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
以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切入艺术群落和艺术区的研究，使得本论文不同于以往的主要从艺术本体出发的研究。同时将艺术人类学从对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关注转到对都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艺术文化现象上来，并综合使用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综合的方法对798艺术区做多角度的探讨，并从整体上将其纳入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剖析,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复杂的集文化、艺术、经济、社会变迁等于一体的复合体。在对该艺术区的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艺术区以及艺术家聚集现象的较为完整的解释。一方面可以为国内艺术区的建设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使艺术人类学在现当代艺术研究领域做出新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