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主题：

艺术学的分支学科

议题综述：

第十一届艺术学年会第五议题组于2015年11月15日在中国文联大厦803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围绕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分为六个小组探讨。与以往会议不同，本次会议有老中青学者发言，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居多，他们思想活跃，不仅仅对艺术传统资源有较深的研究，还将现代网络科技技术也运用到传统资源中，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特别是上海电影学院的老师，他们以活跃的思维结合PPT的方式演示高科技对音乐符号的运用，赢得了全场掌声。在给了青年学者许多发言的机会同时，让青年学者和老年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在讨论关于书法元素在服装上的应用时，参会人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于传统艺术的一种亵渎，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元素的表现方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不同的研究范畴造成的不同差异等等。思想的碰撞，老中青三代的交流，是本次会议的意义所在，承前启后，为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更重要的思维方式。参会人员对此次会议的举办产生了一致好评。

第五议题组第一场研讨会

第五议题组第一场研讨会

地点：中国文联大楼八层803会议室

主持人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高拂晓

评议人 山西大学 许并生

发言：

 谢柏梁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摘 要：21世纪开张伊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18日将中国昆曲、日本能乐、印度鳩提耶耽梵剧、西班牙埃尔切神秘剧和意大利西西里木偶剧五大剧种，首批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弹指十五年，回顾、分析这五大剧种的保护与传承，基本上形成了日本模式、印欧模式和中国模式等艺术承传的三大阵营。对以中国昆曲为代表的戏曲传承模式，在国际艺术保护与发展背景下予以深度分析，现在已经可以见出一些端倪，理出一些特色。

《中国剧场概念流变考》

 车文明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

摘 要：“剧场”，指观众观赏演出的场所，至少应该由演出舞台与观众席构成。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就存在，近代以来，学术界受日本剧场文化的影响，将之与英文Theatre对译，成为指称戏剧演出场所的统一概念。这一现象实为“出口转内销”性质。当然，日本近代学界对“剧场”内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英文对译，其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对中国“剧场”概念流变的考述，可以还原其发生、演变的轨迹，并进一步厘清日本剧场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廓清剧场史研究中一些错误的看法。

中国戏曲学院 刘小梅

《祭神仪式与史诗、戏剧——贵州威宁草海古彝戏“撮泰吉”个案分析》

 刘小梅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摘 要：贵州威宁的古彝戏“撮泰吉”具有中原华夏的“巫史传统”印记。它可以被看作彝族的一个部落分支用以向后代讲述和传诵自己迁移历史的一种特定方式，积淀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复杂内容，透露出了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到戏剧雏形的发展过程。其存在形态具有综合性、史诗性、巫仪性、口语文学性等四大特征。

 王潞伟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近百年来，以神庙剧场为主要研究类型之一的戏曲文物学方兴未艾，随着神庙剧场的不断发现，研究视野的持续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学术观念的更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神庙剧场研究突显出一些热点问题。概而言之，个案式的神庙剧场研究；区域性神庙剧场调查与分析；从建筑学、声响学视角分析神庙剧场；对神庙剧场进行多元化探讨；以及对神庙剧场宏观上的总结与反思是目前中国神庙剧场研究的五大热点。

 张颖    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讲师

摘 要：从叙事学角度观照中国传统戏曲，其是由演员扮演戏曲作品中的角色人物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门叙事艺术，除具有程式化、虚拟化、节奏化的特征外，还兼具叙事性与舞台性于一体。传统戏曲中故事情节的展开与舞台上人物的一举一动息息相关，主要靠戏中的生、旦、净、末、丑角通过其“唱”“念”“做”“打”等艺术表现形式将戏曲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传递给观众，将故事真实再现于舞台之上。但戏曲的舞台真实与话剧的截然不同，戏曲的特定环境主要靠人物的表演，通过表演使观众感受虚拟场景的存在，运用程式化的舞台逻辑（即唱念做打）来表现生活的逻辑。可见，戏曲艺术中的人物在叙事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武淑红    吕梁学院讲师

摘 要：皮影艺术根植于中国民间艺术土壤中，集绘画、雕刻、表演、音乐于一身，千百年来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孝义皮影戏是我国影戏的重要支派，历史悠久，其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尤其在当今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皮影戏已完全边缘化，甚至淡出了公众视野。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孝义皮影戏也面临着如何传承与发展的诸多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孝义皮影戏的考察，厘清了其历史脉络，并就如何在当代传承与发展做了探讨。希望这项传统艺术能够走出一条长远的发展之路。

摘 要：“互联网＋”的概念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下，“互联网＋”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戏剧艺术也不例外。但是同其他热门领域相比，互联网同戏剧的结合一直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技术与行业的有效融合。同时，随着戏剧教育非专业性功能的发展，在推进公共戏剧资源建设的过程中有效融入“互联网＋”的思维，以期构建出先进的、高效能的戏剧资源共享平台，正在成为专业戏剧学院的重要研究课题。笔者在亲身经历了近几年戏剧资源建设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梳理出“互联网＋”戏剧资源的建设思路和步骤。在解决了创建戏剧资源所用到的软件工具、在线戏剧课程资源管理平台、资源共享机制三个基础性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互联网＋”戏剧资源的建设，需要从丰富传统戏剧作品数字化的形式和手段、大力推动戏剧创作数字化进程、注重戏剧教育个性化资源建设的三个方面进行逐步实施，并结合研究提供了具体措施。由此“互联网＋”戏剧资源模式下的戏剧教育，将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精英型教育的产物。全体人群都能够通过对戏剧资源的获取，从容地参与到戏剧艺术的发展中来。

第五议题组第二场研讨会 

第五议题组第二场研讨会

地点：中国文联大楼803会议室

评议人 山西师范大学 车文明

主持人：赵小平    中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发言：

《戏曲电视剧发展难点分析》

 周飞    《艺术百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

摘要：戏曲电视剧是中国戏曲和电视艺术相结合产生的新的艺术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困难。本文将分析这些困难并试提出解决困难的建议。

摘要：音乐表演是社会文化艺术生活的一部分。音乐表演的研究角度是从作品向表演者，再向接受者转变的过程，是把音乐表演作为社会活动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变。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论及了音乐表演在听众接受、社会体制与评价体系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音乐表演接受学视野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有关音乐表演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维度中发掘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课题。

湖南文理学院 桂强

《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形成的音乐文化动因：以黎锦晖为例》

 桂强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摘要：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沿海口岸都市的迅速崛起，资本和文化加速流动，五湖四海的移民来到都市成为新兴的市民群体。随着唱片、广播等音乐传播手段日趋产业化和商业化，新兴市民群体对城市音乐文化生活也有着更为丰富的需求。如何在古今中西雅俗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背景下，实现对既有音乐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吸收和积极转化，开辟出适合现代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新的歌曲创作道路，成为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萌蘖的契机。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先驱，赓续既有的市井俗曲传统而又不断适应新时代，实现了跨越；借鉴和、汲取西洋音乐特别是和流行音乐密切相关的元素而又结合本土实际，实现有效转换；从学堂乐歌的创作模式中获得启示而又切合具体受众的心理，有所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黎锦晖首创的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以追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为主要目的，但它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却表现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旧有的个体与时代精神的平衡已不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的特点，与此同时，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因时代的转型和商业利益的驱动所带来的局限，在把握宏观审美文化走向的同时，结合音乐文化的特点，进一步廓清这些特点和局限，对于思考当下的都市流行音乐的社会效益问题依然有着积极的启示。

山东师范大学 陈剑 四川美术学院 朱仁金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 邢洁

《近五年杂技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邢洁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摘 要：杂技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它的表演现状和理论研究现状是不成正比的。本文立足于2011-2015年间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杂技类著作和理论文章，从杂技史研究、杂技创作和表演研究、杂技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与其他交叉学科的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了在杂技研究方面的一些经验与问题，并提出一些期许与展望。

 朱仁金    四川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长期以来，艺术学作为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之一，从评价标准、研究方法到人才培养模式等，均受到来自文学的深刻影响；艺术教育虽然能够呈现出某些自身特色，但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对于文学的亦步亦趋的依赖状态。用文化（知识）之维规范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究竟是合适呢，还是削足适履地阻碍了艺术教育的大步前进？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门类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这意味着艺术学将根据其自身特性逐步探索出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但是2012年崔树强发表的《艺术教育的“文化之痛”》仍旧以文化之维来探讨和解读艺术教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且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说明，以文学、文化的思维方式考虑艺术学问题的流俗和偏见依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中国艺术教育需要转型，要走上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必须首先纠正和扭转这些俗套的观念，因为艺术教育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

摘要：丰子恺美育思想的逻辑理路中，美育与宗教有着共同的现实起点一一“苦闷”。他的“绝缘”概念中有着浓郁的出世精神，他的“同情”观念中透露着明确的悲悯意识，而他的“人生三层楼”之说则更为明确地强调美育与宗教在内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这一切都使得丰子恺的美育思想具有了鲜明的宗教特征。丰子恺这一独具特色的美育思想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上开创了一条将美育与宗教相结合、关注人的个体化生存的宗教化路径。在当今的时代环境之下，这一美育发展路径对于弥补商品经济的冲击所带来的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和心灵荒芜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这一路径的深入探讨理应成为下一步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第五议题组第三场研讨会

第五议题组第三场研讨会

地点：中国文联大楼八层803会议室

主持人 东南大学 尹文

主持人：尹文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评议人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林少雄

发言：

武汉理工大学 王美艳

《中国传统画法的新变——论常玉裸体艺术东西方绘画之综合性》

摘 要：常玉的裸体绘画既不追随西方写实风格的学院派，也不追随当时正风行的法国印象派。20世纪初期绘画艺术的革新运动为东西方艺术综合提供了社会舆论基础；中国写意画和西方现代派绘画都强调不要隐藏绘画媒材的局限，提倡以开放的结构展示笔触的轨迹，为东西方绘画之综合提供了可能。常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裸体画总体主要有以下特点：混合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派理念，包括国画的笔法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识，坚实的素描和造型基础，以及现代派的极简、变形、超现实、夸张、幻想与想象等创作理念，体现了中西画法的交叠，中西艺术实践的跨界交叉。

 刘坛茹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摘 要：在中国传统风景版画中，对于风景的绘刻，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而且表现出多重文化认同形式，具有深刻的审美和文化表征意义。明清时期，徽州版面兴旺发展，创作出大量版画精品，并逐渐形成独特的徽派版画艺术风格。徽派风景版画也占据重要地位，以徽州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为绘刻对象的徽派版画表现出多重文化认同表征：风景与身份认同、风景与族群认同、风景与地方认同、风景与故国认同。明清时期，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人们的地方意识自豪感颇强，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建构徽州意识。而徽派版画中对于徽州风景的绘刻，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多重文化认同表征，都推动和增强了徽州意识的建构。

 张乐    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

摘 要：近年来，美术学界对于传统“石色”的复兴与未来，出现了许多争鸣之声。那么，古老美术形态中的“石色系统”是否需要得到重新的定位呢？本文试图从现代到当代美术转型期所发生的关乎“材料”的概念梳理出发，为艺术品的“物质形式”的探讨提供一个未来的考量空间。从中国西部高原，经关中平原和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的古代壁画遗存一直是研究东亚早期艺术的珍贵资源，不论是石窟、古墓壁画还是寺院彩作，其所用颜料基本都来自于天然石色系统。它们为绘画风格的演变关系及内在规律提供了清晰的研究实证。但是，随着1856年化学染料的诞生，促使了世界范围内“色彩共通期”的到来，中国也在西方文化东渐的融合中，进入了画材丰富与资源滥觞的并存时期。围绕绘画形式与色彩风格的核心问题，对画材的研究已从考古领域转移到了美术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探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石色材料”对绘画形式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的紧迫话题。当代中国美术界对“色材性质”的觉悟，并非只是简单的“石色”复兴，对“石色体系”的实践认知预示着在同一时间的向度内，将同时跨越两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以，探讨传统“石色”在美术转型期的价值重构，无疑具有前瞻性的现实意义。

 施錡    上海戏剧学院讲师

摘要：中国古代绘画中“月”的形象并不少见，然从传世的画作来看，画中还时常出现“倒影月”，这个现象常为人们所忽略。论文即将传世的绘画作品作为研究文本，分别探讨了画中“倒影月”在文学“互文”（包括叙事和抒情文学）、宗教传统（佛教与禅宗文化）和民俗人类学（女性的月崇拜）三个方面的文化根源，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样态。在论文的最后，笔者以一例最早的西方“倒影月”画为案例，作了中西画中“倒影月”呈现方式的比较，点明了“倒影月”在画中显现的中西共同原因。

摘要：《清明上河图》（下文亦简称《清图》）是中国著名的都市风俗画，对它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专业的学问一一“清明上河学”。这固然表明对之研究的深入，但同时也隐含着研究模式凝固化的危险；这种固化的研究模式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者更愿意肢解《清图》以之来适应预先设定的结论，或者表现在简单化为以文释图或看图说话，文图的复杂关系被解释为一种分裂的对立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则无意间把《清图》的思想史意义遮蔽了，重新回归到以《清图》为本的研究，就必然运用宏通的视野观照《清困》的原始语境以凸显其思想史上的价值。

 姚舜熙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摘 要：花鸟画的现代意识表现，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结合作者长期的创作实践，提出“现代花鸟画”的“五构一论”说，作为重新审视当代花鸟画发展中，传统与创新，物象与象征，技术与意蕴，器具与艺道之间复杂关系的框架。“五构一论”即：花鸟画生态表现上的“网状结构”，笔墨表现上的“点画结构”，赋彩表现上的“随情结构”，时空表现上的“多维结构”，画境表现上的“有我结构”，以及花鸟画图式文化精神内涵中的“中国花鸟画象征论”。“五构一论”说是出自实践而又服务实践的艺理，“五构”是解决现代花鸟画中“器”方面的问题，是绘画技法理论上的延续；“一论”是现代花鸟画中有关“道”的方面的诠释剖析，是提升画家在艺术建构中赋予作品时代审美意义与个人内心变化上的创作立意。“五构一论”对当代花鸟画艺理的充实会有一定帮助，对树立“现代花鸟画”的理念，并实际运用于指导创作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地点：中国文联大楼803会议室

发言：

 贾明哲    《艺术百家》杂志社编辑

摘 要：王国维先生将20世纪以来的多种考古发现归结为：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并将前四类合并，与历史上的孔壁书、汲冢书合称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的发现”。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不断研究出土资料史料价值的同时，书法家们也将目光悄悄地从古代经典转移到这些无名书作上来。在这些出土资料中，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都与书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也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对篆书、隶书、草书、章草的认识。与章草创作直接相关的为部分汉晋简牍及敦煌写经。匈牙利人斯坦因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在我国西北部发现大量汉晋简牍和一系列珍贵文物，并迅速对其展开研究。二人的一系列发现及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也为国人敲响了警钟。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迅速对这些资料展开搜集与研究工作，其他考古部门也开始对我国西北部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与保护。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相继出土了大量汉晋简牍及文书、写经。论文对这一时期出土的一系列汉晋简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其在当时书家中的流传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

摘 要：“情境”（situation或context）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时间概念。情境关涉到生命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日常生活遭际和生命感怀。作为书法的“日常书写”或“情境书写”，都有必要从时间和生命成长的角度进行哲学的考察。“日常书写”总是在“情境”中的书写。情境是指发生在某时某地的事件，有人的“情”感参与，也有一定的周遭环“境”。“情”与“境”二字的字源意象，昭示了“情”乃自性本具，不学而能，是人与万物交互感应而生。“境”并非仅指疆土的边境、界限，而更提示了融入与接续，是音乐性的无限延展。书写本身即是融入生命的乐章，喜怒哀乐、穷通困达，皆可成为恰到好处的“音符”，毫无羁绊地汇流其中，自能体会生命情境之真意。而当我们融入古人的日常书写情境，来临习经典法帖的时候，古人生命境界的开阔和生活世界的真切就进入我们当下的生活体验了。“日常书写”“情境书写”的意义正在于此。

第五议题组第五场研讨会

第五议题组第五场研讨会

地点：中国文联大楼八层803会议室

主持人 《民族艺术》 许晓明

主持人：许晓明    《民族艺术》杂志社主编

评议人 清华大学 陈池瑜

发言：

 聂世忠    湖南邵阳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摘要：在“头脑营养失调”“重技轻道”的教学氛围中，传统陈旧的设计史教学法泥古不化，不能以古开今，对艺术设计的理念、现状以及趋势毫不关心；“眼底手也低”，对设计源流承传的缺失、对设计源流征服的缺失而在设计创作时表现出茫然，缺失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勇气；缺乏追求原创的意识与欲望，没有原创观念，所设计的作品原创性严重缺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低成本的抄袭代替原创，贴标签般把传统元素照搬，谈不上传统元素的再设计。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设计艺术史论诸多书籍作者们建树了艺术设计史与理论学科。但有关设计源流承传与原创的研究著作还是各自为阵、没有统一目标体系。
我们应通过对中外设计史经典作品的整理，承传艺术设计的源流原创精神，远望设计史河流面貌，剖析艺术设计史现象与本质。承传艺术设计原创精神旨在为应用服务，把握艺术设计的研究方法、历史演变和发展，培养艺术设计的原创能力，发挥源流动力进行艺术设计原创，做出优秀的艺术设计作品。使艺术设计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原创，怀疑否定设计源流，刷新界面，破土而出新生命。

清华大学 吕明月

 吕明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博士后

摘 要：2014-2015年对于中国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首次明确界定了设计属性；高等设计教育发生革命性调整；设计学界积极探讨设计学科的建设、升级和教学质量问题：教育界涌现出众多新的教育观念，强调借助互联网前沿技术、重视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现存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不同院校的设计教育“趋同化”；创意与动手能力发展不平衡；与其他学科的脱节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打破之前纵向教育的单向度，培养设计能力的全面性与集成性。设计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向是培养具备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能够与市场融合的，重实践、重创新、重文化传承的设计与创意人才。

 李鑫扬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聚居于鄂西地区的土家族的传统织锦“西兰卡普”，以及位于鄂东地区的黄梅县的民间工艺美术“黄梅挑花”。本文对西兰卡普和黄梅挑花作共享研究，前提是两者都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传统民间手工艺。西兰卡普是土家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土家族人民在自己的服饰上饰绣图案的习俗由来已久。俗称“花铺盖”的西兰卡普最初是人们为了给自己提供生活资料所准备的，日后在经济社会等有利于发展的条件的影响下，由专注实用意义上升为专注审美意义。土家妇女的织作过程是在织纬线的同时将彩色线用挑子挑入一起织，这样彩线就能夹入正面一经一纬和反面三经一纬的底布之中，使得彩线成为经线和纬线的延伸，进而成为整件织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织的过程把布的反面当正面织，织作完成后翻转布面，发现图案整齐匀称，颇有气势，堪称土家彩织的代表作。黄梅挑花是黄梅县广泛流传的民间手工技艺，是在继承世代相传既定纹样的基础上，不断加入织者自创的纹样，从微小的转变开始慢慢积累经验，直到提炼出数量颇多的适应现代生活的产品。黄梅挑花是以当地自纺自染的深色棉布为底布，用各种染色的棉线按照经纬线的十字坐标挑制完成。从西兰卡普和黄梅挑花的织作工艺中对于经纬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到两者技艺方面的共享：前者用挑子工具在反面织花，看似不拘小节实质井然有序；后者用针在正面挑绣图案，环环相扣不容失误，而两者挑织的图案最终都成为了底部经纬线在横向上的延伸；从西兰卡普和黄梅挑花的纹样造型、色彩搭配、结构韵律等方面，可以看出两者图案方面的共享：同样是织花，图案一大一小，一粗一细，一气势庞大一细如丝发，而归究到图案的本身，两者皆是按照经纬排布的规律顺势而成，所挑织的图案无论是几何形组织和构图还是色彩搭配的基调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领袖肖像与国家形象——视觉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孙滋溪<天安门前>》

 于帆    北京城市学院传播系讲师

摘 要：孙滋溪先生于1964年为新中国建国十五周年创作了献礼作品《天安门前》。这件作品不仅仅是孙滋溪先生本人艺术生涯的一座高峰，同时也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一起，并称“油画三大经典”，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本文则尝试在一个新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维度上，对这一作品进行新的解读，以此来分析和论述。孙滋溪先生的《天安门前》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家人在天安门前的“全家福”，更是共和国大家庭的“全家福”，是新中国国家意象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时至今日视觉文化研究与艺术史研究间的互动日益紧密，视觉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对艺术史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正如汪悦进在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所论及的那样，视觉文化“就要将焦点从互不相关的客体转移到作为研究根本的相互联系的主体上。”而本文要做的方法论尝试便是这样，通过分析领袖肖像是如何在天安门庆典中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广泛且深入地进入私人空间，如何在领袖与人民之间建立起类似于家庭的情感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以肖像形式出现的领袖与有秩序的“人民”以及天安门空间是如何共同在作品《天安门前》中完成一个关于“新中国”的“有控制的秩序”的国家形象表达的。

摘要：中西传统艺术审美的差异在于中西时空意识的差异。总体而言，西方艺术“以形写形”；中国艺术“以形传神”。西方艺术以焦点透视，以面造型；中国艺术造型则采用了散点透视和以线造型的方法。本文从时空意识、形神关系和艺术造型手段等方面分析了中西艺术形成审美差异的原因，比较了中西艺术审美差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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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完整内容

第一议题组详细内容

第二议题组详细内容

第三议题组详细内容

第四议题组详细内容